我国人文学界关于日本“足利学校”的记载并不很多，对于这座中世纪时代的建筑中储藏着我国典籍的“国宝”，更是知之不多。明代以来，大约只有两个文献中提到了日本这一汉籍藏书处。一是明人郑舜功（不是郑成功）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奉浙江总督杨宜之命，为倭寇之事东渡日本，著有《日本一鉴》。该书卷四记曰：“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，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，以为聚书之渊薮。”文中的“下野文库”，推考即指足利学校。二是当年编篡《四库全书》时，其“经部·五经总义”类中著录了一部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，其识文称：“原本题西条掌书记山井鼎撰，东都讲官物观校勘。……二人皆不知何许人也。验其版式纸色，盖日本国所刊。”又说：“前有凡例，称其国足利学校有宋版《五经正义》一通，又有古文《周易》三通、《略例》一通，……又有足利本《礼记》一通”等等。《四库》的编纂者一方面对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》中大量征引的中国经典与古本相合感到震惊，一当面对它的时代性又有些怀疑，尽管如此，编纂者还是认定，由“足利学校”所提供的这些中国经典所作成的“七经孟子考文”，在校勘学上“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。”
这里所说的足利学校是日本十二世纪创建的一所“汉学学校”，位于东京都北部的木县，地处足尾山地的南端，其北侧是日光风景区。初时并不有名，到了十五世纪上半叶，日本藩阀将军上杉（藤原）宪实（1411－1466年）出任关东总管，他于1439年（日本永享十一年）聘请镰仓圆觉寺僧人快元为学校庠主，拨田赐书，重建足利学校，于今已经五百余年了。据说当年极盛时，来自日本各地的莘莘学子，曾达三千余人。他们在这里研读《五经》、《四书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列子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文选》及“三注”——《千字文集注》、《古注蒙求》、《胡增诗注》等。今遗迹旧址，过“入德”（大门）、“学校”（中门）、“杏坛”（内门），尚有一座庄严的圣庙大成殿，庙殿中央有木雕孔子座像一尊，当年的学子们便就在这里举行极其神圣的祭孔大典。庭院中松柏成行，银杏参天，有“降字松”一棵，高十余丈，此系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所命名，以表示读破汉字书卷的意思。1998年7月上旬，我重返足利学校拜访，恰逢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村山吉广先生在足利学校举办的“夏季学术讲座”上开讲《论语》，为时三日。但见宽大的讲堂中，端坐着五十余位听众，年龄从二十余到七十余岁皆有，以五十以上者居多。人人正襟危坐，挺胸提气，目不斜视。先生以日语讲释文章内容，以汉语领大家诵读，一人吟之，众人和之，朗朗之声，发震屋宇。我旁听了约四十分钟，内心深为之动。回想五百年前的足利学校，讲学的气势可能就是如此非凡。
上杉宪实本人极好书籍，广收古本，用“松竹清风”藏书印。他的藏书几乎全部捐赠给了足利学校，如宋刊本《周易注疏》、《尚书正义》、《春秋左氏传注疏》等。根据他的遗嘱，其后，上杉氏三代皆向足利学校捐赠图书，如宋嘉?刊本《唐书》等皆是。足利学校藏书的第二个来源，则是室町时代僧人们的捐赠，如宋巾箱本《周礼》、日本应安五年（1372年）手写本《周易传》等皆是。它的第三个来源是历代庠主的私人藏书，如宋明州刊《六家文选》、宋江公亮《春秋经传集解》等皆是。此外，尚有德川家康的捐赠本，如明正德年间慎独斋刊本《史记索隐》、明嘉靖年间刊本《律吕解注》、《唐诗正声》等，不一而足。
上杉宪实在世时，于足利学校藏书管理极严。永享十一年（1439年）闰正月初他亲自立下图书规则五条——《足利学校置五经疏本条目》。此《条目》颇有意味，其文（和式汉文）如下：
▲收蓄时固其扃?，?勿浪与。人若有志批阅者，就舍内看一册，可辄送还，不许将携出?外。
▲主事者临进退时，预先将交割，与新旧人相对佥定每部卷数，而后可交代。
▲借读者勿以丹墨妄句投杂揉，勿令纸背生毛，勿触寒具手。
▲至夏月梅润，则令湖柜不蒸；至风凉，则令曝不瓦；至漏时，则令不湿腐；至冬月，则严大禁，早设其备。
▲或质于库，或鬻于市肆，或为穿窬所获，罪莫大焉！罪莫大焉！
除此规则之外，不少书卷上都有上杉宪实亲笔墨书“足利学校公用也，此书不许出校门外”等等，亦可见其用心之良苦。笔者十五年间五次访问足利学校，目睹汉籍珍本，流连忘返，感慨系之。
足利学校所收藏的汉籍，当以宋刊本《周易注疏》为首选镇库之宝。此本十三卷，原系宋代大文学家陆游家所藏。今每卷末仍保全有陆游第六子陆子?亲笔所题的“识语”，字体行楷，笔力遒劲，墨色亦精。如卷二末题曰：“端平改元冬十二月廿三日，陆子?三山写易东窗标阅。”卷十三末题曰：“端平二年正月十日，镜阳嗣隐陆子?，遵先君手标，以朱点传之。时大雪始晴，谨记。”此即在公元1234年到1235年的一年间，陆游第六子遵其父亲遗命，用陆游亲手标记的《周易》而读完了本书。陆子?在“识语”中说的所谓“三山”，在山阴县镜湖中，系陆游中年后卜居之所。陆放翁诗中屡有“东偏得山多”者即是。此本卷中句读及段落批点，皆用朱笔，其涂抹文字，则用雌黄，亦具见陆氏治学之谨严。
此本《周易》每半叶有界八行，每行十六字至二十一字不等，注文双行，每行十八字或十九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题“易注疏几”，下方记刻工姓名，如丁、毛昌、王弥、朱明、李秀、孙冲、徐亮、高畋等共十八人。卷中避宋讳，缺笔至“构”。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此本《周易注疏》何时从陆氏家中传出。今卷一末第七行界内，有上杉宪实之子上杉宪忠向足利学校赠书的“题识”，其文曰：“上杉右京亮藤原宪忠寄进”，下有花押，并有亲笔墨书“足利学校公用”六字。盖陆游此书先为上杉宪忠所得，后上杉宪忠遵其父嘱，将家藏之书赠送足利学校，与学子共用，陆游旧藏也就归足利学校了。
足利学校第一代庠主快元，曾在他的老师喜禅处受业易学，所以，该校有研讨汉唐易学的传统。快元的讲课笔记，由他的学生弟子整理而成《周易抄》，现存日本国会图书馆。今此本《周易注疏》卷十三末第七行界内，又有足利学校第七代庠主九华的手识文，记其讲授易学事，文曰：“口化大隅产九华叟，周易传授之徒百人，百日讲席十有六度，行年六十一书之。”这位六十一岁的九华老人于百日之内讲易学十六堂，类似今日每周一课，授徒百余人，由此亦可窥见当年易学传授之风貌。然九华老人主持足利学校时，据说学生逾千人，此“传授之徒百人”，不知是属于学子们自选的课程，抑或如现今的讲习班，则不得而知了。
此卷的卷十三末第四行界内有墨书“永禄庚申（1560年）六月七日平氏政朝□”一行。以墨迹而言，此为第七代庠主九华所写，此处署定之年月日，恰与当年上杉九华在相州（今神奈川县）向北条氏讲授《周易》的时间相合，则陆游旧藏当年一定是九华讲授易学的教本无疑了。
关于经书的“注疏本”的刻刊，原来在北宋时期，“经注”与“正义”（即“疏”）都是分开别行的。自南宋初年以降，为了方便读者的使用，刻家方始把“正义”配于“经注”本的相当的部位。此本《周易注疏》实在是最初的“注疏”合刻本的一种，目前不仅日本无第二本的收藏，就是国内原先铁琴铜剑楼藏本，亦只是后来的印本，并非原刊，故此本于汉籍史上实在是至为贵重的。
与此本《周易注疏》在经籍上价值相似者，足利学校另外还藏有宋刊八行本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八册与《礼记正义》七十卷三十五册。它们皆为《五经注疏》最早的合刊本之一。此两本每册皆有上杉宪实的“松竹清风”藏书印。《尚书正义》卷首在孔维等《上表》的天头，有“此书不许出学校外宪实”，署名后有花押，并有“足利学校公用”等墨书。卷二十末第七行界内，又有“上杉安房守藤原宪实寄进”墨书一行，署名后也有花押。《礼记正义》现存宋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三山黄唐《跋》。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为丰后万寿寺僧人一华钞补，卷首天头也有“此书不许出学校宪实”等题识，署名后有花押。《礼记正义》已于1955年二月被“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”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，《周易注疏》与《尚书正义》亦于同年六月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。
足利学校藏本中，还有宋刊本《文选》一种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。原来，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，擅长易学。他于1560年（即上记永禄三年）回返故里大隅（今鹿儿岛辖内）省亲，途中在相州为当地城主北条氏康、北条氏政父子相邀约，讲授《周易》与《三略》。北条氏家当时把从金泽文库的旧藏宋刊本《文选》作为礼资，赠送给上杉九华。此本《文选》，于1962年被确认为“日本国宝”。
关于《昭明文选》的注本，历来有唐李善注、唐五臣注、六臣注诸本。此本系宋明州刊本，卷一题署“梁昭明太子撰五臣并李善注”，是谓“六家本”，当与“六臣注本”并不相同。此本卷首有《李善上文选注表》，又有《集注文选表》、《文选序》。每半叶有界十行，每行二十三字。注记双行，每行三十字。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记刻工姓名，如方成、王因、江政、宋道、俞忠、黄晖、张谨、叶达等凡三十一人。《目录》末有“司业九华叟”墨书，下有花押。旁边又有“加朱墨点三要”墨书一行———此“三要”者，即足利学校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。另起一行的上方有“北条氏”朱印，印文下墨书题署“永禄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”。此墨书题署，亦见于卷三十末。
足利学校的藏本中，尚有宋建安刘叔刚刊十行初印本《附释音毛诗注疏》二十卷三十册。原来，自南宋初年“注疏本”合刊之后，坊间更把唐人陆德明所撰的《经典释文》，据经文的注疏加以分合，此称之为“附释音本”。后代传世之明正德年间十行本，即为此种“附释音”本。有人以此十行本作为宋刊元修本，实在是不妥当的。足利学校所藏的这一宋刊本，才是《附释音毛诗注疏》的祖本。清人阮元据以校《十三经注疏》的《附释音》本，是元人覆刻明人补修的本子，非为原本。足利学校另外所藏的宋刘叔刚刊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，当也是属于这一系统的。
足利学校收藏有如此重量级我中华文献典籍，当年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山井鼎在编撰《七经孟子考文》时，皆被作为校本而加以徵引，成就了他在汉籍校勘学上的重大贡献，清人阮元又据山井鼎氏《考文》而校《十三经注疏》。这些典籍，本为中土瑰宝，今则藏之于东瀛足利，它们在漫长的东亚文化关系史上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的载体，向日本传达了中华文化。尽管如此，当我于书室中读此典册之时，心中仍然掩不住莫名的惆怅，掠过淡淡的悲哀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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